广州日报特派北京记者 王希怡、陈周

　　2012年，在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德国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欧洲在欧债危机的阴霾笼罩下继续风雨飘摇，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牵头解决欧元难题、捍卫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等重要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成为中流砥柱，几乎将整个欧元区扛在了肩上。

　　2012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中德两国领导人今年互动频繁，温家宝总理4月曾访问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月和8月先后两次访华。正如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对广州日报记者所言，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德关系“逆流而上”，没有任何时期的中德关系更好于今天。

  　　人物简介

　　施明贤（michael schaefer），

　　1949年生，已婚，有三子。1969年至1974年在慕尼黑、日内瓦和海德堡攻读法学，1980年至1981年在海德堡马普协会和曼海姆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自1978年起从事外交工作，先后任德国驻新加坡使馆常驻外交代表、德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政治处处长、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

　　2007年8月起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

　　施明贤曾发表众多文章和专题著作，内容主要围绕联合国和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主要作品包括《联合国安全机制》、《外交官职业写照，外交职务中选拔和培训》和《如何在巴尔干创建稳定？》等。

　　欧债危机面谱

　　德国总理默克尔

　　如果说德国是欧元区的医生，那么领导这一医院的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陷入困境的欧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国际舆论认为，“德国巨大的影响力”离不开默克尔总理。2005年11月22日，默克尔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2009年10月28日连任总理。默克尔工作认真勤奋，沉稳务实，在德国政坛素有“铁娘子”之称。

　　2013年，德国即将面临大选，这次大选可以视为对欧元和德国欧洲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默克尔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候选人，在2013年德国大选中争取再度连任。

　　欧债危机：

　　各尽其能渡困境

　　“在协助欧元区恢复稳定方面，德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说德国有所犹豫不公平。相反德国承担着最大责任。”

    广州日报：在处理欧债问题上，德国发挥怎样的作用？面对来自欧元区其他国家和德国民众的不同声音，德国如何应对分歧？

　　施明贤：德国承担着25%~28%的欧盟预算，因此德国民众对收支状况的关注很正常。这也是为何默克尔总理提出的“紧缩和团结”主张非常关键。默克尔认为必须实现两方面的对等：一方面是欧盟成员国尽全力推行本国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自身努力重获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欧盟的政策和工具的改善，作为外部力量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如果这两方面都能顺利在轨道上运行，那么德国政府和民众愿支持欧盟成员国家。

　　我相信，在协助欧元区恢复稳定方面，德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我们愿意看到欧洲更加团结而不是分裂。

　　欧元产生过程中一个问题是：经济和金融政策未能充分协调。因此，德国总理主张欧洲统一金融政策。说德国有所犹豫，是不公平的。相反，德国承担着最大责任；只有各国各尽其能，才能渡过欧债危机。

　　广州日报：您认为欧洲需要如何恢复人们欧元区的信心？

　　施明贤：我想我们已能看到民众正逐渐恢复对欧洲市场的信心。首先，今年夏天欧洲稳定机制建立，今年9月德国法院裁决欧洲稳定机制未违反德国宪法，消除了稳定机制的不确定性因素，这充分显示了德国对欧洲稳定机制的支持。其次，欧洲央行还将成为欧元区银行的监督机构，全力保障欧元稳定。

　　上述两大事件，很大程度上协助市场恢复了稳定。

　　改革助德国“一枝独秀”

　　广州日报：相较于其他欧元区国家，德国受欧债危机的冲击为何较小，德国经济为何“一枝独秀”？

　　施明贤：我想，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德国较早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德国在客观环境驱使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比其他欧盟国家都要早很多，这背后的诱因是两德统一，东德和西德的经济必须融合，因此东西德不得不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 21世纪前几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其第二任期内推行了名为“2010年议程”第二轮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劳工市场进行改革，为德国工业和商业装备新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因此，欧债危机蔓延以来，德国凭借较强的竞争力，站在一个相对占优势的起点之上。

　　第三，我认为是德国整体经济结构的特点：经济发展的支柱是中小企业。德国没有很多大规模企业，德国商业运营的主要支柱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其中很多由家族运营，具有上百年历史。在各自的经营领域，他们非常专业，常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胜。凭着专业性、创造性，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不仅能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还能实现业务扩张。

　　当然， 1999年德国缔造欧元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从欧元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德国将竭尽全力保持欧元区的稳定。

　　中德关系：

　　中国带来“正能量”

　　“中德经济的互补几乎完美，在欧债的背景下，我认为，中德关系在欧债危机期间‘逆流而上’。中国帮助欧洲的举措，给欧洲市场带来了‘正能量’。”

　　广州日报：您认为欧债危机对中德关系产生了怎样影响？欧债环境下中德两国有哪些共同利益？

　　施明贤：中德作为各自区域的代表，都肩负了重大责任。无论是在地区争端、还是全球的共同挑战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消除贫困等），中德都可以联手合作。

　　我认为，中德关系在欧债危机期间“逆流而上”，变得更加密切。这是因为，在欧债危机早期，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相互间已拥有了战略性信任，对问题都有相似的看法，中国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欧洲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无论是公开唱好欧洲、还是通过向imf注资以及对一些需要帮助的国家加大投资等等。此外，中国还明确表示愿意投资欧洲实体经济。

　　诸如上述的种种举措，都给欧洲市场带来了“正能量”。中国以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给予了欧洲帮助，对此德国总理以及欧盟领导人都曾表示感谢。

　　广州日报：2012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您如何评价过去40年中德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德现状？

　　施明贤：如果有人在1972年预测中德关系未来40年的发展，他们不可能相信中德今日实现如此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

　　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时期的中德关系更好于今天。两国保持密切的政治交流，其中一个标志是2011年两国政府间政府磋商机制的建立。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中，两国政府首脑和大部分内阁成员坐下来商讨未来两国关系发展计划，显示出目前的中德关系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职业教育领域可合作

　　广州日报：德国将在2013年举行联邦大选，大选结果将对中德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施明贤：德国将在明年9月举行联邦大选。我想，中德关系已经非常成熟，领导人的改变不会改变中德的合作关系。中德新旧领导人之间相互了解得不错，对彼此都有相当的深刻认识，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本质与质量不会随领导人变更而改变。

　　广州日报：中德可以在具体的哪些领域进一步合作？

　　施明贤：中德两国合作将超越贸易与投资领域，发现更多的战略合作空间，在诸如城市化发展、城市交通问题、新能源交通问题、社会融合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德国都有很专业的经验和技能，我们很愿与中国政府和公司分享。

　　此外，中德未来还有很多实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比如，中国大学毕业生很多，城市家庭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远高于德国，初步估算为70%：35%，但中国比较欠缺的是接受过良好训练、掌握良好技能的工人，而高技能劳动力是德国工业的强项。因此，我们正在商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中国工人可以在德国接受良好的培训。

　　在文化领域，我想，两国要实现真正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建立信任很关键。不仅是政府互信，还要有民间互信。我们希望通过更多两国间各个领域年轻人的交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对话机制，不一定追求立即生效，只求增加了解。我相信，两国民众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虽然双方在某些方面意见不同，但还要增进互相了解。

　　体验中国：

　　广州人很有创造性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国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和语言上，还体现在精神面貌上。和中国各地老百姓交流接触，令我获益良多。”

　　广州日报：您出任德国驻华大使已经多久了，对此感受如何？

　　施明贤：我任德国驻华大使五年半了。我在中国逗留越久，就越能体会到中国发展的复杂性。中国发展的活力、民众的乐观情绪，都令我着迷；当然，我也能感受到一些未赶上发展的民众的沮丧。我理解中国政府带领13亿人口保持稳定的发展难度很大，我更理解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快，他们有更高的期许；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发展必须稳步前进，不能因发展而拖慢必要的改革进程。我想这两方面都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美丽同样令我目眩神迷。我在中国经常旅行，除了宁夏和西藏外，我到过中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至少一次。旅行中，我很庆幸能够领略到中国各地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国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和语言上，还体现在精神面貌上。和中国各地老百姓交流接触，令我获益良多。

　　广州日报：您来过广州吗？对广州这座城市和广州人的印象如何？

　　施明贤：我到过广州。我感觉到广州人心态比较开放，性格比较外向，广州人很有创造性，打造出一个极具活力的经济体系，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给中国的整体发展注入了强大力量。

　　相较于广州，北京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因为北京是首都，还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一方面，北京具有首都的庄严大气；另一方面，又有诸如798艺术工厂等艺术区，还有丰富活泼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矛盾”正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