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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眼中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

2010-09-04
 

德国前总理赫尔特·施密特是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曾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建交。在西方世界,耄耋之年的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被人为欧洲的基辛格。施密特对中国、中国领导人、两岸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深刻观察和真知灼见,并发表在他2007年撰写的《理解中国》一书中。

毛泽东与施密特会面 

关于毛泽东

“他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毛泽东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

 

施密特与邓小平的愉快见面

  关于邓小平

  “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也许是他不达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

“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

“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

“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的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权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江泽民会见施密特

  关于江泽民

  “他的强项与邓小平不同。他的强项是居间斡旋、保持稳定和取得平衡。”

“我所了解的江泽民,是一个以诚信服人的人。他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稳定已经足以使它没有统帅式的人物也能过日子。江泽民更像是一个管理型的现代西方政治家。”

 

朱镕基会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关于朱镕基

“我认为,90年代担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也属于天才政治家之列。要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的不比西欧人或北美人差。只不过中国人口更多,因而出现天才的几率也就更高。”

“在我一生结识的所有世界大国一流政治家当中,他是最为熟悉本国经济的一位。”

“朱镕基的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上过西方的大学,他就是一个天才,他聪明睿智和善于决断。”

“朱镕基有一种几乎所有德国政治家都缺乏的经济本能,他不但勤奋,他还凭借直觉弄通了许多一般要在哈佛、芝加哥或圣加伦用三年时间才能学到的东西。他对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的基础知识,大概是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学到的,有关货币政策的高级艺术,则是在北京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期间非学不可的。朱镕基和他那些因受过一流教育而自以为是的苏联同行完全不同。朱镕基可能很固执,但说到底,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实干家,一个干事的人,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朱镕基在西方活动时那种自然随意的态度。现任总理温家宝先生也能做到。”

“他使中国以有利的条件加入了世纪贸易组织,他成功地进行了反腐斗争,他做到了御亚洲危机于国门之外。”

 关于中国

“面对中国的发展,世界上总有人在政治上、道义上轻狂地好为人师。有些欧洲人倾向于接受一些美式偏见,爱从反面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道义上指责中国人。”

“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无知,但也确实是出于对西方的傲慢。”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像中国那样历史悠久,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惨然衰落和奇耻大辱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而且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几乎像谜一样。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共同宗教的的国家——真是不寻常。”

 “决不能允许经济竞争遮蔽甚至排斥对中国的尊重。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以权力,把西方国家文明看做是优越于一切的文明,并宣称中国需要西方的说教或散布对中国的恐惧。西方应当明白,中国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将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这是一种绵延不断地发展,在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似乎已遭毁灭,目前却正经历着难以置信的复兴的文化。”

“只有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才能理解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儒学家说的特殊强项在于:不论个人的社会出身,无条件地强调教育、培训和考试,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从长远看,将促使中国人允许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实行升值,这将必然导致美元相对贬值而欧元相对升值。”

“中国市场的发展自然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而这种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取决于收入和生活水准。”

“中国人还没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就是说,还没有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货币。20年后,我们将有一个世界货币体系,其中美元、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构成三根支柱。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此外,我认为可能的是,这三家中央银行——三个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营当局将进行合作,并且总体上对跨国经营的私营金融机构实施世界范围的监控。”

 关于中欧关系

  “西欧目前存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绝非中国的过错。说什么由于中国新近成了全球世界市场的一员,从而损害了我们就业岗位和福祉。这种在公众中反复制造的印象是错误的。因为欧洲,包括德国,本来是大有可能降低其结构性高失业率的,爱尔兰、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就证明了这一点。指责中国,把西欧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份过错推给它,把它说成是干扰经济的因素,同时又自认为有资格判断,中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二者构成了一对奇怪的矛盾。总体来说,西方世界理论上是宣传自由贸易的,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有权向世界市场提供自己的产品,占领部分世界市场,并且应该为它们创造这样做的实际可能。”

 “对我们的高额失业率,中国人没有责任,东欧人也没有责任,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人强迫我们像已经做的那样处理劳动市场问题,或者像已经做的那样实现重新统一。我担心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们把责任推给中国人。可憎的民族主义口号可能在失望的职工群众中找到肥沃的土壤。但这样的事不应该允许发生!”

 “事实上,德国和欧洲人在我们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上很少与中国有关,更多是与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有关。如果一个新的竞争者在某一个领域干得比我们好,那么,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疏忽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诉说对手如何危险,并以此制造对抗使局势激化,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欧洲人已经懂得,干涉中国不会带来好处,因为中国人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欧洲人作出善意的评论还是贬低他们,都是无所谓的。欧洲的经营管理者要比美国人更早地理解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也将成为一个强劲的经济竞争者。这是由于欧洲人比美国人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出口的缘故。”

关于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 “中国人肯定愿意同台湾达成一致,但美国反对。中国人甚至允许台湾人拥有他们自己指挥的军队。他们不会宣布,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如果这是作为一个条件的话。为了使台湾名义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会作出其他一切可能的让步。他们会比在香港问题上走得更远。北京的统治者要比在台北的统治者更灵活。”

“对于台湾的未来政策来说,经济上的考虑越来越重要。今天,这种考虑对台湾政策的作用要比对美国总统大得多。台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鉴于其地理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规模,使自己依赖于大陆的中国经济,这有利于和平。”

“即使在今天,台湾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很少相干。台湾的民主制度是由西方的媒体和政客们豢养起来的。首先是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想以此来损害北京的共产党人。现在这种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了,因为近15年来美国的二排和三排议员也去北京和上海访问了。他们当然为自己所获得的印象所倾倒。这些印象与他们原先想象的以及访问台湾时人们悄悄地告诉他们的完全不同并且要积极得多。这将推动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愿意妥协的进程,时间将有利于大陆的立场。”

关于日本

  “日本人虽然理解,自己在亚洲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们与德国人不同,没有正式表示悔过。”

“我曾和一位日本政治中起过作用的朋友谈论这个题目。这次谈话开始时是讨论美国和日本商定的美日互助条约的补充条款。我向这位日本朋友指出,我认为这项协议是不幸的。我说:‘你们把自己变成了美国一旦同中国发生冲突时的航空母舰,你们如此大规模地武装自己,这不是必须的,谁会攻击你们呢?’他对我的天真大吃一惊,说当然是中国有可能发动攻击。我接着问他:‘中国皇帝最近一次派兵到日本是什么时候?’他只是说:‘你赢了。’但我没有使他信服。他害怕中国。日本的政治阶层今天仍然认为,中国可能攻击他们。 “日本人过去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摆脱他们那种民族利己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日本在东亚是最受质疑的大国。特别是朝鲜人不信任日本。日本人还没有理解到,他们自己把所有的邻国都变成了敌人。他们要对自己的被孤立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责难中国人。对这一点,他们还一直没有认识到。”

“日本文化的大部分--从陶瓷和文字,一直到建筑、园艺、绘画和佛教--来自古代中国,部分是经过朝鲜半岛传过来的。早在公元600年,佛教就被宣布为日本的国教。后来日本接受了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即中央集权制的官吏国家。说影响范围,那是符合实际的,但势力范围这个说法太过分了。日本人没有去中国磕头,但文化的影响不应低估。没有4000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谈不上日本的文化。”

“今天的文化差异将让位于共同的文化根基。这个根基无比强大地源自中国,而不是日本。因此,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中国面前,文化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不乐意公开承认这一点。直到90年代,日本人以自己在经济上的优越感弥补了这一文化上的自卑感。今天这已不再起作用了。也许会有一天,日本人会认为,强调自己在文化上接近中国是有利的。”

关于印度

  “不应当过高估计印度的民主制度,那不过是上层的民主制度,讲英语的也只有上层。印度有十八九中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能力使人们学会读书写字,这种民主制度有什么用?中国文盲占人口11%,而印度占40%.印度的法律制度还有一个对立面,就是泛滥成灾的官僚机制,因而印度是很难治理的。此外,还有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它不仅在克什米尔,而且在印度本身都起作用。”

“直到21世纪初,印度人和中国人既非朋友,也非敌人。通过其经济参与全球化,他们被迫进行合作。”

“印度的发展比中国大约落后10-15年。从新德里机场出来,人们感受到身处于一部历史片里。出租汽车像是30年代的。新德里几乎没有高楼,见到的西方现代汽车要少得多。基础设施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虽然印度喜欢把自己描 绘成时信息技术国家,实际上只有一些‘高新技术小岛’。印度有将近11亿的人口,拥有的手机却比中国少10倍。我的印象,印度是一大片五彩缤纷的混乱,而中国有相对的秩序。第一眼看上去,中国是我更愿意投资的国家。尽管印度同中国不同,它从英国人那里接过了一个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当然,印度人向世界开放比中国晚了整整十年。1991年,印度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印度政府是被迫让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的。”

“印度迄今只能以电脑工业的高新技术让基地出众,而中国已在几乎所有领域拥有自己的技术。今天中国已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主要出口原料:铁砂和矿石、普通塑料和海产品。中国主要供应电子产品。印度和中国是否会成为相互补充的市场,现在难以估计。但不能排除,对印度的未来而言,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可能比同美国的军事合作更为重要。”

       (选自2010.9.4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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